《与妻诀别书》 林觉民

最近收到堂哥心芸的信，裡面轉了一封當年參加廣州起義的黃花崗十二烈士之一：林公覺民在參加起義前寫給妻子的絕筆。

我將故人的感動之詞特意用黑體注明。讀後感想頗多，所以自己常常感歎：愛情只存在於民國時代吧，至少對我而言如此。

《与妻诀别书》　林觉民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
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
成眷属；然遍地腥膻，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
，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
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其使我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
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
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
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
，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
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
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见告
，我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
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
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时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
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无时无地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
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
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重圆？则较死为尤苦也。将奈
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
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
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
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

吾家日后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
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
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汝旁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爱汝至。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
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纸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
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我，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

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　意洞手书

我的叛逆：内外矛盾與生活的實踐

9月中旬回到墨爾本，見了許多大學本科的老朋友以及新朋友。

9月底，告別墨爾本，這個曾經讓我流連忘返的城市，她對我而言只能夠當作花瓶一般欣賞，略帶著頹廢貴族味道的思緒本質上並不符合我這個人的性格秉性，我其實是一個十分追求自由主義精神與个性的人，或者說我的本質上更加American。這也是我的內心矛盾的持久體現，以前也不清楚這是一種甚麼樣的矛盾，或許是太年輕，沒有具備那種洞察自己秉性的能力。現如今，我可以很好的描述她的現實體現了。

我 本能的對許許多多精緻的東西感興趣，對於知識的崇拜，對於傳統的羈縻，對於保守的固執。以至於一位小朋友這樣描述我，他說：“Leo哥，我知道你是一個精 英主義者”。我當即否認了他的看法，現在想起來，其實那並不是否認，而是掩饰罷了，我的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虛假精英主義者。

我 這裡說自己是“虛假”的，其實是對自己秉性的最佳描述，我的內心身處，剝去了那一層遮蓋著的所謂“精英主義”抹布，隱藏著一顆極度叛逆與不屑的心，對世俗 傳統的叛逆，與嘲笑，對於那些虛偽的伪善的所謂正人君子的不屑（讽刺的是，很多知识分子总是有伪善的一面），對於自由與野性的追求。

我 非常驚訝於這股強大的本性力量，竟然可以被規規矩矩的包容在一個“精英主義”的外殼之下，自己苦思許久，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這是家教和後天成長的環境所 造成的，從小時候在外公外婆家接受的就是他們最為正統的教育。這其實或多或少讓我那狂野不屑的本性得到了中和。在那個時候，接觸到的人和事物都是清一色的 高級知識分子，很多是外公的大學同學，有院士，也有醫生，這讓我沈浸在學術的氛圍之中，自然耳濡目染形成了自己最原始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也許這是對於後來 我的秉性形成至關重要的環節吧。

曾经有一段 时间在一家超市 里做上货员（就是把货物从仓库或者冷库搬运到超市的货架上，并且要拆箱子，用“Lable Printer”（业内俗称“枪”）的工具逐一为货物打上价格标记。这是很重的体力活，每日光是每袋25公斤的大米就要搬运将近两吨。所以一天下来人基本 上处于“亢奋状态”，什么是“亢奋状态”呢？就是因为过度体力劳动后，刺激大脑里分泌的”Dopamine “与”Epinephrine”的综合作用。因此在剧烈的劳动中，我总是感觉到快乐（快感？），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这个的（有趣的是 我的身体恰好是天生的“火车头”），感觉非常 好。如果说力量能够带给你快乐，这估计算是其中的一种体验方式。然而，这也是我心底秉性的凸显，在这种剧烈体力劳动中带给我的快乐与考试拿了HD相比有过 之而 无不及。之后我磨穿了几双手套，可是感觉还是很好的，超市老板认为有我在相当于以前的几个人的工作量，因此我算是最“经济”的雇员，老板因此省了不少钱。

不过，至始至终我的同行们，包括老板本人都不知我是个硕士生（她们全部以为我是读职业课程TAFE的）。

其实，我做这份工为的就是这种感觉，这种体验自己秉性的快乐的感觉（我不可能在大学上课的时候“剧烈运动”）。

这就是我的秉性的矛盾核心，就像土匪与进士的结合，民工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放在毛主席的时代，我绝对是“知识青年与贫下中农结合”的优秀典型。

结果我的确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她的性格核心：叛逆。

雜談：饭局

 

 

 

 

 

 

 

 

 

 

 如果只看歷史，給人感覺迂腐，如果只看眼前發生的事情給人感覺不實在，空洞。

而我的經歷，恰好提供給了自己一個能夠將親眼看到與讀到的歷史相結合的契機，這個意義上講，我算是幸運的吧。

我就來說說我能夠看到的，和不能夠看到的東西，大家自己做一個比較，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就各有所見。

就拿請客吃飯來說吧，我們說官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創造物，而官家文化的核心體現的最普世，最悠久的恐怕就要屬這請客吃飯了（俗稱“飯局”）。

都 說西方人講究吃飯的禮儀，以前自己也是這麼想，畢竟受家人的影響（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尤其母親的影響），自幼就把西方用餐禮儀看成是舞蹈一般，上菜 的順序，刀叉的擺放，哪一樣不是細微的講究（到了我一代，基本上甚麼都不懂，因為吃西餐只是民國時候才有的習慣，經歷了三反五反，文革，家裡哪裡還有刀叉 餐盤，能被紅衛兵抄家抄走的東西都沒有了）。外公說，那個時候的刀叉，餐盤都是英國製造的，刀叉上面都刻著England字樣，餐盤上的紋路也頗為講究， 都是些聖經故事的臨摹。文革的時候，這些東西也就是家裡“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與“階級異己分子”的最大罪證，被紅衛兵抄家的時候全部沒收。外公被關進 牛棚的時候，家裡人還時常送他幾顆糖吃（比利時進口的糖果，家裡藏了很多年的）。

然而，自從自己幼稚園畢業，搬進了“大院”里，慢慢的隨著飯局的增多，接觸的場面越來越複雜。漸漸的讓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吃飯禮儀。這就是中國的“飯局”。

歷 史上，飯局總是與官家來往密切相關，官家吃飯是頗為講究的，而吃飯的名目也是多種多樣，花樣百出。“三節“（春節，中秋節，端午節）”兩壽”（一把手及其 長房夫人的生日），“冰敬”（夏天，孝敬給上級的錢財），“炭敬”（冬天孝敬給上級的錢財），“門敬” （給官員守門的門丁的錢財），“路敬”（給官員出差的旅途開銷）等等“敬”，可謂五花八門，無所不有。而這些“敬”總得講究一個適當的機會拿出手啊，那麼 請客吃飯的飯局就是最佳的場合了。

所以我們經 常看到地方官員，例如封疆大吏的總督（大軍區司令），巡撫（省長）與布政使（管財政人事的副省長）進京述職或者上奏朝廷的時候也會在京城大擺宴席，宴請各 位六部的尚書（部長），侍郎（副部長），郎中（司長），員外郎（副司長），各部主事（辦事員）甚至六部書吏等等把持著權力部門的人（不一定是官）。更不用 說那些內閣大學士（國務委員），都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各位都御史大人（院長），六科給事中（部級單位的監督部門一把手），甚至包括司 禮監（明朝）的各位大太監以及他們手下東廠的人。

而這些京官有時候也時常到地方上“奉旨辦事”，實則為“遊山玩水，吃飯“，而自然地方上的各級官員更是竭盡巴結之勢，競相附庸，所以京官每到一處，便是當地最高禮儀，住的是當地最高標準的宅第。

有趣的是，這種現象在地方上也被複製了一遍，而且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克隆。

總 督（大軍區司令），巡撫（省長）與布政使（管財政人事的副省長）以及這些省級衙門里的人一到地方上便是收到諸如知府衙門（地級市）的熱情接待，同樣的飯局 （更別說途徑縣衙門等等）。而知府要是到了縣里，同樣是如出一轍。最有意思的是，這些知府和知縣還經常率領本地的百官前往首府（省會）去請客吃飯，因此各 大省會自古辨是請客吃飯的地方。

說到這裡，讓我覺得感歎的是，這些場景經歷了幾百年的變革，竟然歷歷在目。

記 得小時候去吃飯，基本上都是地方上的，包括地級市（例如那個叫做綿羊的地方）的一二把手，縣級的一把手帶著一群當地”領導班子“一串汽車開進省會，請客吃 飯。當然有時候省會的人仗著自己是副省級別比較矜持一點，所以在省裡邊，省會城市的領導班子往往映像都不好（一位叔叔就曾說：誰去給成都市的那些人打交 道，都是笨蛋）。而這些人在飯局上可以說盡顯阿諛奉求之能事，就跟看到了爹爹一樣，就差叫一聲“爸爸”了（要知道這群人在他們的底盤上可是資格的土皇帝， 眼里進不了沙子的牛氣沖天之架式）。看到孩子就以“某某公子，某某千金”稱呼，如若有幸被認了一個“干叔叔”，更是覺得自己就跟中了百萬大獎一般高興的眉 飛色舞。

而這種中國式飯局，講究的東西就頗多 了。坐次的擺放，敬酒的順序，稱呼的分類（你總不能把一個副省長叫成副局長吧），上菜的順序，離開的順序，該說甚麼，不該說甚麼，總之這中間如若有一個僻 陋，都很有可能得罪某個人，而這是你不管花多少錢也贖不回來的（注意，我這裡描述的僅僅是地方上的官員宴請上級，至於這個官家集團外的宴請，例如某集團老 總的宴請還夠不上“宴請”的資格，僅僅叫做“服務”）。和西方的宴請相比，這中國式的飯局不僅是吃飯這麼簡單，他代表了秩序與地位的合法性，代表了一個強 權政治的歷史舞台，所以，不可同日而語。

一部中國古代史就是一部官家歷史，中華文化的輝煌源於官家集團所產生的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而這些現象最終變成了文化的一部分。

看 得多了，我從一個天真的少年，漸漸變成了一個喜歡思考的人。姑且不要論述這些現象的好與壞，把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看，你會覺得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雖然它讓很多人不開心，不喜歡，甚至憎惡，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它的的確確就在那裡，幾百上千年，當我們以及我們的後人都逝去了，它仍然在那裡，影響規範著人 們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它的存在在於這個國家的文化土壤提供了無限的養料，所以，我才會寫下這句話：不論你如何的不喜歡它，它仍舊在那裡。

除非，你離開滋潤它的土壤。

關於“競爭者”的雜談

星期日坐在地鐵西北線路上的時候，突然進入冥思狀態。

結果：錯過目的地接近20公里（跨過南北CBD,港灣大橋，etc..類似於從雙流到了廣漢)。

競 爭作為自然選擇規律，在我們人類社會中依然運行自如。面對競爭，首先是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這是所有行為方式與做出理性客觀判斷的基礎。然而諷刺的是，人 們往往在處於一種極端狀態時事與願違，說起來很容易，但是往往是自己荷爾蒙激素（類似於腎上腺素）的忠實追隨者，當然，作為哺乳動物的一員，這也是情有可 原的，畢竟我們不能脫離自己的原始本性。

可 是，有一個問題，我們不能夠迴避，即：這個世界的萬物運行規律是客觀事實，是追尋著自然規律而發展，因此我們可以追隨自己的感覺（或者是荷爾蒙）去做出選 擇（這也是人生存的基本條件和自由），可是如此以來，你等於是把自己的未來建立在機會主義之上，不可否認，玩機會就跟賭博類似，可以出現例外，可以獲得巨 量的收益。可是在依靠投機與運氣（至少主觀上這麼思考）的前提下去做事情，必然就會導致與所得巨量收益相對的巨大風險，當博弈的平衡偏離自己的時候（這里 面有很複雜的其他條件，例如身體狀態），就有可能遭遇巨大的失敗風險，反之亦然。

那 麼，是不是靠運氣和感覺行事就錯誤了呢？不盡然，往往巨大的收益與成功總是眷屬於那些無懼於風險之人，其實，這個”無懼“用的不恰當，更好的詞應該是”理 解“即”理解，明白風險的人“。也就是說感覺給予自己的東西只能作為第一指向（作為導火索），然而如何實施則必須依靠客觀的理性分析。唯有這兩者結合，才 能夠抓住機遇，並且這個過程不是天生的（自少我不是天生的），是需要practice的，而且practice的越多，你駕馭荷爾蒙與客觀分析的能力就越 好。這就像以前我們玩得RPG遊戲（我個人偏愛《Final Fantasy》系列），你的升級在乎於不停的去擊倒敵人，獲得EXP，而這個過程有時候是非常枯燥的，因為總是重複著同一個動作＝》打倒敵人＝》升 級＝》再打倒敵人 etc。

當頭腦保持清醒之 後，一切就好辦多了。（當然，對於不同的人來說，讓頭腦不那麼清醒的因素很多，例如各種物質上的誘惑，這往往給予你眼前的利益的巨大滿足感，而一個僅僅滿 足於眼前利益的人注定沒甚麼大出息，不過也不全然，完全因人而異。又或者例如異型的吸引，這是一個很具有排他性質的東西，因為有些人因此受益匪淺，然而有 些人則視之為洪水猛獸一般，當然這完全因人而異）。那麼，既然都是因人而異，似乎說這些都是廢話，沒有甚麼實際意義。其實，因人而異的根本含義在於你作為 一個個體是否認知自我的缺陷和弱點在哪裡。

這就開啓了下一個話題：弱點與強項。

當 我們在看待自己或者看待別人的時候，往往潛意識里會過度誇大對方的優點而看重自己的缺點（至少對於東亞漢字文化圈如此，西方的個人主義，尤其是美國人，這 裡不屬於討論範圍）。這就是一個很主觀的論斷，拿自己的短處與對方的長處做比較，顯然是非常愚昧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因為這世間萬物的運行規律就是 無限的趨於那個完美，又遠離那個完美（又是我之前自我歸納提到的”正弦波“原理）。因此既然彼此都是不完美的，有了這個假設，那麼就像重疊兩片殘缺不全的 紙片，總是不可能完全重合，那麼那些完全不能夠重合之處也就是彼此相對的長處與短處了。能夠清醒（這個柌用的過了，有的人活了一輩子都沒有達到這個境界） 的，不，應該是相對明白的認知自己的長處與短處，對方的長處與短處，這樣才能夠將自己放在一個最佳的競爭位置。說到這裡，思維有點往《孫子兵法》那裡的”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靠攏，的確，我也沒有下意識的去靠攏，但是不知不覺就聯繫上了它，算是通過自我經歷的歸納，不知不覺走到了這塊曾經被別人被自己讀到 過N次的石碑前。但是比起以前空洞的被人強行拖到這塊石碑前死讀碑文，如今這種靠著親身經歷，一步步蹣跚到這塊石碑前，所產生的感慨是完全不一樣的呢。

有了清醒的頭腦，與最佳的競爭位置，似乎還缺了點甚麼，回頭看來，其實就是持之以恆的耐力。

其實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通俗意義上的那三個字：”熬的起“。

十 年前，想著自己當時的狀態，可謂是風風雨雨，電閃雷鳴（這裡如果有一路走來的朋友，同學，可以作證）。現在我在想，也許我把我後半生的所有憤怒和怨言都在 那個時候發泄完了吧，這也算是幸運的吧。其實，如果我繼續那樣，估計可能現在已經躺在醫院裡面了，而且不久將會死於心臟病或者心肌梗塞要嗎就是中風。

這告訴了我一個道理：任何激烈且極端的狀態都是不可持久的，也許當時看起來非常的不錯，甚至感覺俱有史詩般的情懷，這些都僅僅是曇花一現。在這個萬物均在變化的世界里，唯有時間是衡量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

想到這裡，我對自己的記憶力有點吃驚，竟然可以把錯過目的地以每小時70公里飛奔了近乎20公里的冥想記得如此清楚，有點<Inception>的味道，似夢非夢。

既 然記憶好，那麼再回憶一些過去20年發生的事情。大家在小學的時候都會很崇拜那些學習第一或者學習很牛的同學，感覺對方是老師面前的紅人，”世人之表率 “。而那時的自己，一直處於一種非常鬱悶的狀態，自己無論如何努力，總是個中上水平，成績永遠就維持在10名左右。然而我的性格又是異常好強的（講究”面 子“？），因此凡是遇到考試，總是拼命的去復習，而結果往往不盡人意（其實，我壓根就不是塊讀書的料，現在看起來）。於是我變得脾氣暴躁，極容易被激怒 （這也是為何學校的黑板經常裂開，門上面有窟窿，課桌的那塊木板子經常斷成兩截，說來也可笑，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有這麼大的力氣，幾個拳頭下去，桌子的木 板就兩半了，所以我當時跟學校管後勤的老師很熟悉）。因此給人留下”暴力狂“的映像，這是由於發怒的時候總是會牽連到公共設施，此外也被認為是”瘋子“” 神經病“之類的，由於很容易被激怒，而火山爆發，就連班主任也稱我為”定時炸彈“。儼然就是一個不合群的人，因此朋友稀少（除了那個男人，我們也經常”絕 交“，然後又周而往復的”和好“）。

這些就是 後話了，瞎扯了很多。回歸正題，但是我也十分的”崇拜“那些學習優秀的同學，甚至有一段世間嚴重的懷疑自己的智商。（和其他同學不同的是，我要多懷疑懷疑 自己的心裡，因為有很長的一段世間我認定自己是精神病患者，小學班主任也曾經讓家人帶我回家吃了兩個星期的鎮靜藥物，原因是她懷疑我有好動症，記得當初吃 了藥物以後的確上課不說話了，所謂”管的住自己的嘴“，不影響課堂紀律了，當時我的班主任恨不得把我掐死吧，估計，考初中的時候復習，她竟然希望我在家自 己看，全因家人施加的壓力，她比較收斂而已）。然而擋我進入初中後，自己崇拜的那幾位同學保送進了很不錯的初中，我呢繼續保持與他們的聯繫。然而在後來的 接觸中，發現其中的兩位最好的朋友完全變了，從以前的優秀學生變成了社會青年（當然，我這裡完全沒有貶低社會青年或者抬高前者的意思，因為我自己並不屬於 這兩個極端的人群中的任何一個，然而我又與兩個群體的人都有聯繫）。之後聽聞他連高中都沒有考上，如此以來就荒廢了學業。而同樣的一幕想不到一次次的重複 著上演，經歷了初中，高中，大學，研究生，這個定律始終沒有變化，尚且稱之為”曇花一現定律“吧。而反之亦然，以前的很多不起眼的人物在經歷了世間的磨礪 後，大浪淘沙顯現了出來。

這就告訴了我們一個 道理，即永遠也不要忽視身邊的任何一個不起眼的人，也不要抬高任何一個看似無限風光的人，因為畢竟和”曇花一現“相比較而言，世間所裁決的是最終剩下的東 西。這就是為何我得出了”熬的起“這個規律的源起，只有熬的起，才能夠在變化的世間站住自己的位置而屹立不倒（當然，這點又用的不當，沒有甚麼東西是永恆 的，即便是地球50憶年後也會化為塵土）。只是在人生，這自然界最微不足道的一瞬間能夠保留一點值得回憶的東西就是人唯一擁有過的東西吧。

又是一篇長談，病句頗多，見諒了。

這麼晚，才轉貼上他的照片，似乎有點不厚道，這篇雜談也是自己獻給他的在天之靈，雖然我沒有讀過任何一部描寫他本人的傳記，但是我相信他應該是將之前提到的那幾點瞭解的很透徹的人吧。

我還是那句：關鍵不是怎麼去想，而是如何去做。

誰更富？

 

 

 

 

 

 

 

 

 

 

 

 

 

何珅，何大人官服肖像（法國傳教士所作）

說起富這個詞彙，第一個讓世人聯想到的恐怕是美國《福布斯》每年更新的那個排名，自然迸出來的名字諸如比爾蓋柌，沃倫巴非特，甚至於剛剛“龍御歸天”的斯帝聞喬布斯等等大腕。

可是，縱貫我泱泱華夏兩千餘年帝國歷史，他們想比較而言只能算小巫。

這裡有幾個吳思先生考察的例子：

明 武宗時期的大太監劉謹算是巨富，史料上說（取的最保守的一組數據）劉謹有”黃金250萬兩，白銀5000於萬兩，珍寶無算“，姑且不計入那些個：珍寶無算 “，把黃金按照1：7折為白銀，劉謹的家產總值大約為6750萬兩白銀，足足比大明王朝前任內閣首輔張居正張大人幸幸苦苦執行了十年新政改革所換來的太倉 （國庫）銀兩還要多十倍有餘。 此外，按照當時的物價水平，一兩銀子可以賣兩石米，按照米價折算，劉謹的家產相當於254.88億RMB，而2000年只有一人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排 行榜，那就是前任國家副主席，被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之子，香港中信富泰董事長總經理榮智健，身家僅為10億美元，不足咱們這位劉大太監的三分之一。

當 然，劉大太監雖然是武宗皇帝的親信，也不過一個四品宦官，不屬於行政序列（不是國家正式編制的公務員身分）。正式規定里，對於四品的行政官員而言，每年的 朝廷俸祿僅僅為288石米，折合白銀144兩，所以即便是按照四品正式官員的收入，要獲得劉謹那樣的財富需要不吃不喝47萬年（真的成萬歲了）。而我們的 司禮監太監劉謹的宦官正式收入更低，僅僅為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說如果劉謹太監要靠這點正式工資吃飯，他如果要獲得這麼多財富需要不吃不喝500多 萬年（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存錢），而咱們這位大智大勇的劉太監僅僅用了5年時間。

如 此巨大的收入差距，難道不足以吸引當事人採取灰色手段獲取財富？想不去做都難！劉謹的獲利方式也很簡單，一桿子打翻所有進京的官員，只要是進京辦事情（管 你是覲見皇上還是找上級辦事情）一律必須先孝敬劉大太監，膽敢有不從者，便是重刑伺候，輕的打的你皮開肉綻，重的直接往死里打。就層出現過官員不懂規矩被 活活廷杖打死的，也有實在搜刮不到錢財的地方官員（例如某地方天災，沒了收成），在赴京城的路上因為懼怕劉大太監而自刎自殺的。

不 過，自殺的畢竟是少數，多數人還是很懂規矩的，因此劉大太監足不出戶每年都可以淨賺白花花的雪花銀。可是問題是，誰來為他買賬呢？是地方官員還是朝中大 臣？都不是！一級一級的攤派下去，最終攤到的還是老百姓頭上，還是最底層的老百姓來買單。中央一級的沒了錢，攤派到地方官員頭上，地方上的一級一級的從巡 撫布政使衙門（省政府）到知府衙門（地級市），再到縣衙門，最後落到老百姓頭上。

至 於大家都熟悉的何珅何大人，更是牛氣沖天，這位升任文華殿大學士，內務府總管，翰林院掌院，协办大学士，首輔大學士的乾隆名臣身家有赤金580萬兩，元寶 銀940萬兩，當鋪75座，銀號42座，地產8000於公頃。另外加上玉器，綢緞，洋貨，皮張等庫多座，沒收的財產總計估銀約8億兩，少說也有四個劉謹那 麼多。而乾隆末年國庫的財政每年實際收入為銀4359萬兩，何珅的財產相當於清朝康乾盛世18年的財政收入。

跟他們相比，之前那篇雜談里提到的養春兄可謂小樣。

歷史總是在一遍遍重複，時至今日。

跪著把錢掙

感覺來了，就一口氣寫下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往下讀，因為又是心血來潮，病句很多，見諒了。

在中國，財富是有他自誕生就與生俱來的不可洗刷的原罪的。

當財富遇上權力的時候往往會發生很多離奇的事件。

富 人一開始依附著權力，尋求權力的庇護，然而他們也是最為天真和據有浪漫主義的人群，當財富達到了某種層度以後，其往往會陷入一種對於財富能量的無限美好遐 想之中，認為可以通過手中的財富去擺平一切，甚至駕馭權力，將權力為我所用，利用管家集團來擴充自身的利益。這也是財富擁有者最天真的一面（甚至說其可愛 也不為過）。

魯迅先生說過，動物的強壯不一定都是好事情，強壯對於兩種動物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獅子強壯，則可以為自己競爭森林之王添加砝碼，而肥豬強壯的時候就是準備面對屠宰之時了。

當財富失去了依附權力體系的基礎之時，也就是禍端發起之時。這就是財富的原罪，在這個國家總是帶有悲劇色彩，始終無法擺脫權力的枷鎖。

“即便是臉上貼滿了金子，也不過是為高高在上的權力塗抹了一層斑駁的陰影罷了”（引用自宗承顥先生）。

即 便是資可抵國，富甲一方，也是福禍兩重天，一旦巨富的聲名不慎暴露，引起朝廷，官府的注意，那麼財富的原罪所引發的災禍也就自己找上門來了。你資助也好， 捐贈也好，總是餵不飽獅子的血盆大口，不弄到你傾家蕩產，人財兩空，絕不罷休（和那些家破人亡的相比，這還算是福分了）。

所以這就有了中國式商人2000餘年不變的規則：跪著把錢掙。

這里讀到的明末的”黃山大獄“就是這麼一個例子。

明 末的鹽商是非常有勢力的群體，而當時的鹽商多出自安徽，山西與陝西一帶。當這些鹽商發達以後，又往往會舉家遷往杭州居住（可見當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已經是名副其實，杭州的確是當時房價最高的城市之一，形同今日）。然而根據當時明朝的規定，沒有當地戶籍的子弟是不能夠進入當地府學讀書的（也就沒有資格 參加鄉試牟取功名，也就否決了外地移民考取仕途的機會）。因此嚴重損壞了富人利益。

後 來即萬曆三十年（1603年），有一個名叫葉永盛的人出任兩淮的巡鹽御史。他本人很同情這些鹽商的遭遇，因此上奏朝廷請求給鹽商特別辦理商籍等同落戶。萬 曆皇帝覺得有理，批復之後，鹽商的子弟身分與浙籍的學子們無異，不再是低人一等的移民，因此可以在當地參加科舉考試。（至於是否享受當地福利待遇就沒有提 到了）。葉永盛為徽州（安徽）老鄉興辦教育的積極性很高，索性在杭州借了一套別墅為鹽商的子弟辦起了講堂，杭州的鹽商自然心存感激，紛紛捐錢賣下了這套別 墅，更名為“紫陽崇文書院”，而出錢最多的是一個叫做吳養春的巨富。

這 個名叫吳養春的富商，是萬曆年間兩淮地區的巨富。他有多富有呢？ 其產業覆蓋了北至順天府（北京）北直隸，南至兩浙，南直隸的各大商號，經營範圍更是囊闊了鹽業，典當，錢莊，珠寶，綢緞，木材等等門類，可謂雄據一方，盛 極一時，富可敵國。其祖孫三代都是書香門第。家裡專門構建了巨大的藏書閣，一邊經商，一邊刻苦讀書。日本入侵朝鮮那一年，其祖父更是慷慨解囊無償資助朝廷 三十萬兩白銀以為明朝軍隊赴朝鮮與日軍作戰的軍餉。萬曆皇帝一時龍顏大悅，特欽賜”溦任郎光祿寺署正“；賜其父為”文華殿中書舍人“，吳養春本人和他的兄 弟三人也一同被賜蔭官中書。這在當時對於商人來說也是絕無僅有的巨大榮譽，可為名利雙收，光宗耀祖。

我 們都知道安徽的黃山，當時就是這個吳養春的自家私有財產。方圓三百六十里，三十六峰囊闊其中，佔地兩千八百畆。因為山上樹多，每年光是販賣木材的收益就有 接近白銀十二萬兩之巨。這個吳養春本質上講已經不同於一般的商人，畢竟還有朝廷賜於的官銜（雖然說是個做擺設的虛銜），有權有勢，吳家的權勢可謂無人撼 動。

然而不幸的是，吳家發生了內部衝突，吳養 春跟他的弟弟因為黃山產權的問題發生了爭執，最後告上了官司。有於吳養春是兄長，再加上財大氣粗，因此很快便將官司打贏，他弟弟敗訴了。而這個弟弟因為敗 訴，一氣之下，暴病而死。按道理說，這糾紛也就就此打住了，可是這弟弟家的僕人確要為主人出這口惡氣，硬是跑到當地縣衙門去控告吳養春，為主人打抱不平。 吳養春當然不把這個下人放在眼里，硬是買通了縣衙門把這個不識時務的僕人給關進了監獄。

其實，如果吳養春這個時候狠一點，花錢收買個典獄長甚麼的，利用其手中的”合法傷害權“弄一個明代版本的”躲貓貓“事件本可以封住這個僕人的口。可惜這吳養春自以為得意，懶得去管了。結果沒想到這個僕人硬是半夜翻牆逃跑了。

這個僕人很能跑，一口氣跑到了2000里外的順天府（京師，北京），他沒有直接去找皇帝告御狀，而是通過打點各種門路找到了吳養春的徽籍同鄉兼仇家（自於仇從何而起，未說明），時任翰林院編修（相當於國家幹部學院的辦事員）的吳禮嘉。

這個吳禮嘉一聽說這個事情，就感覺自己報仇的時機來了，表現出空前的熱情。領著這個僕人跑到東廠告狀。狀子也是這位翰林院編修所寫，可謂頭頭是道。

罪狀一：告吳養春”家資巨萬，為富不仁，結交縉紳，霸佔黃山，而且派遣家丁到京師打點，以阻撓皇家修建宮廷的木材砍伐運輸“。

罪狀二（也是最為嚴重的）：告吳養春不尊明旨，巧立名目，資助創立崇文書院，招朋聚黨”。這個崇文書院就是之前那個由葉永盛創立，吳養春捐錢建立的學堂。為甚麼說這一條最嚴重呢？“招朋聚黨”可是犯了管家的大忌，區區一個鹽商，怎麼跟黨爭，政治扯上了關係呢？

這個吳禮嘉不愧是官場中人，他知道對於管家集團來說，最為忌諱的是甚麼。

所謂的“崇文書院”不過是旨在為富家子弟提供優秀的教育，雖然本質上還是為富人服務，但是畢竟也是個行善的機構，但是如今有人告你“聚黨”這個敏感的問題，那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總之給吳養春的罪名包括了私自占有黃山，得利千萬，圖謀不軌，還貪贓白銀六十萬兩。

這個時候正值天啓年間，這時候正是大宦官魏忠賢得勢之時（看過《江山風雨情》的應該知道這個人）。魏忠贤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这种巨富出现在他的权力阴影之外的。

天 啓六年（1626年）八月，北鎮府司（東廠的人）接到聖旨：“吳養春貪贓六十餘萬兩白銀，要求巡撫衙門（省政府）悉數追回，其山場木料值銀三十餘萬兩，工 部（建設部）立即差遣官員會同巡撫衙門（省政府）估價抄收，折價變賣，以助大工（修宮殿）。山場地兩千四百餘畆，盡歸朝廷（全部公有化），不得隱瞞。”

這個案子還牽扯到了當地其他富戶，也被追贓十三萬六千兩，幾筆錢加起來，一共一百多萬兩。而魏忠賢一人也一次性吃不下這麼多錢，於是一部分充公，上報朝廷，一部分自然流入自己的私囊，因此魏忠賢還立了“發奸剔弊”的功勞，被朝廷賞賜了一個蔭錦衣衛指揮的封賞。

而我們這位富商，巨富吳養春呢？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原以為自己不曾犯法，朝廷無非是從他身上搾些油水，以為自己能夠用銀子去擺平這個事情。在他入獄之初，他的妻子四處打點，找人幫忙，等到巡撫抵達查案的時候家中資產已經花費了大半。

雖然說花錢如流水，仍舊免救不了吳養春以及他的兒子們最後被官府抓到京師，關進詔獄（皇帝直屬的監獄），並且由當初的錦衣衛堂官田爾耕親自主審，此人乃是一個活閻王。他在獄中三下兩下就把吳養春等人活活暴打死了。（入獄的連同吳養春的親族一共八人，僅有三人生還）。

人雖說是死了，可是錢還沒有上繳夠，怎麼辦呢？魏忠賢還不罷休，那就罰沒其家產。

當 年，魏忠賢下派的爪牙，工部主事（建設部的辦事員）呂下問前往徽州府追查吳養春的家產，並負責變賣黃山木柴。這是一個天大的肥差，於是，呂下問帶著小妾， 僕人浩浩蕩蕩一行三十餘人開進徽州，準備大撈特撈一把。因為那時候，只要遇上辦案子，不愁沒人送錢，所以貪官特別喜歡辦案子，案子越大越好，撈取的好處就 越多。這一幫子人剛剛抵達徽州界，瞭解情況後，全部傻眼了，原來吳家經過這麼一折騰，早就宣布破產了。不光沒有錢財，就連家裡的人也死的一乾二淨。妻子汪 氏感到沒有活路可尋，投繯自盡了。兩個女兒也相縊而死，老母親氣絕身亡。

曾經在萬曆年間無限風光的黃山之主，在天啓年間因為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轉眼之間就落得家破人亡。

回頭來看，這個吳養春作為地方財主，以為財富可以為他擺平一切，確沒有想到財富並沒有讓他的權勢影響到千里之外的京城。

看過去的故事就像是在看今日之故事的底片，回味其中。

所以，歷史總是在一遍一遍的重複。

朋友寄送文章，推荐

某位好友发过来的文章，多年前的文章，推荐。

原意与以前长谈的一位前辈的想法颇为相似，80－90年代的20年决定了21世纪前半页这个国家的走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中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两极冲突及其历史后果

作者：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本站特稿

本站发布时间：2003-7-28

作 者声明：2003年第二期《当代中国研究》（美国）上刊载了本人一篇论文，遗憾的是，该编辑部对稿文一些用语作 了不符合我的原意的修改，许多用语并非我原稿所有，为此，不得不把该文再作修改过来，并将原稿被编者删去的最后一部分重要内容补上，于此发表。恳切希望各 位做编者的应尊重作者。特此说明。

    自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一种是自由派政治势力，他们以民主、自由与人的权利相号召， 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场化经济改革，并通过扩大政治参与和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政治。另一种是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这些保守的左派[1]坚持旧计划体制下的正统 意识形态，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甚至主张恢复“文革”以前的计划体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构成了解构旧秩序的力 量，势必激起正统派与之对峙，后者则构成推动政治收缩的力量。这两种政治势力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与冲突，这样的对峙与冲突是社会主义全能 （Totalitarian）国家进入变革转型阶段必然会经历的政治现象。这两种力量均力求通过影响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威权中心来取得对政治的主导权。它 们冲突的消长过程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史的主线。20世纪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80年代中期的“反自由化”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 可被视为这两种政治势力冲突走向白热化的的三个阶段。

    逻 辑上这样的两极冲突有四种可能的结果。其一是前苏联改革的模式，即自由派通过动员民间力量，扩大政治参与，进入政治中心并主导政 治进程，保守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作为执政中心的中间派在这一过程中也被迫边缘化，旧体制瓦解的同时，社会陷入混乱。其二是保守左派取得胜利，清除了自由 派，基本恢复改革前的旧体制。这种结果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还未出现过。其三是保守派与自由派这两种政治势力达到某种平衡状态，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 展为多元社会中的不同党派。然而，由于西化自由派与保守派在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上水火不相容，这种前景出现的机率相当低。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是第四种可能 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派与正统意识形态左派均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而具有威权主义特点的技术官僚取得了主导政治的地位。为什么中国政治会经历这样一个过 程？本文试图作一简略的分析。

    改革以来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各自的政治理念与资源

    本 文使用的“8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致力于批判中国旧体制，力主摆脱旧的全能体制对生产力的约束，强调思 想解放、个人自由与民主制衡的人。其中既有最激进的西化派知识分子与学生，也有相对温和的、要求加快体制内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宪政派，以及要求推进开明的一 党政治的党内民主派，他们共同构成了保守左派的对立面。中国的自由派不同于西方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把前者称之为“思想解放派”可能更确切。他们对改革开放 的鼓动支持了邓小平在现行旧体制下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因而获得了有限的活动空间。他们所倡导的启蒙与改革话语在民间舆论中占有优势，因为深受文革灾难体 验的民众向往较为自由宽松的政治生活，对旧全能体制有强烈的不满，这就使自由派知识分子具有潜在的社会动员与号召力。激进自由派在80年代的大学生中有一 定的社会基础，还得到了西方社会的支持。

    由 于长期受旧全能体制的压抑，中国的自由派在心态上有一种激进亢奋性；又由于深受中外经济差距与文化差距的刺激，他们往往又具有强 烈的危机意识[2]以及由于中西经济文化强烈反差引发的焦虑感。同时，由于长期意识形态的“斗争哲学”式政治文化的潜在影响，他们常常采用“正邪两分法” 的政治思维。在政治冲突中，这些心理与观念层面的政治文化因素很容易诱发“刚愤”型政治激进主义，并进而发展为群体性政治抗议运动。在政治相对平和的时 期，自由派阵营中的党内民主派与温和的宪政派能发挥实质性的推动变革的作用；然而，当改革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而出现政治危机时，最激进的西化自由派以 其强烈批判旧秩序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话语而占据自由派阵营的“制高点”，且与党内保守左派形成鲜明的对立，他们因而往往在民间取得舆论优势，比温和的自由 派具有更大的社会动员能量，甚至具有影响社会抗争运动的能力。但这种话语优势往往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不稳定。

    保 守派的政治立场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他们怀念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秩序，虽然对“文革”也持不满、乃至某种批判反思的态 度，但由于他们习惯于效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以往往从马列主义教条出发，把“改革开放”视为对共产党基本教义与原则的背离。当他们运用共产党正统意识形 态的价值理念来审视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失范以及各种改革综合症现象时，就会产生对改革开放的不满与抵制。其次，他们是旧计划体制的既得利益代表者，改革开 放导致整个社会全面的大规模的利益重新分配，为了维护原先旧体制下的当权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坚持左的保守立场。

    中 国党内左派掌握着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由于这一意识形态仍然是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要素，所以保守派官僚对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护 具有现实政治功能。因此，每当自由派的活动被认为构成对党的合法性与现存秩序的挑战时，保守派对自由派的批判攻势就会获得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首肯。 保守派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与政治经验，深谙高层政治运作的游戏规则，与元老派有密切的私人关系。[3]保守派反对自由派时往往先利用意识形态话 语霸权对自由派的言行作负面解释，然后以“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威胁”、要“维持党的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等理由打动元老派，进而通过元老派对邓小平施 加影响，达到压制自由派的目的。虽然保守派在党内的声望很差[4]，但他们仍然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在与自由派的较量中获得进攻优势。

    两极政治势力与政治中心的互动关系

    从1978年到1989年，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以知识分子与学生为主体的自由派，以及以意识形态官僚为主体的保守派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周期性的互动关系。

    实 际上党内左派在维护现存秩序的连续性上客观上也有正面作用，只要存在着自由派，保守派在政治上保护政权的功能就始终是不可或缺 的。虽然邓小平未必完全赞同保守派的政治倾向，认为保守派的主要人物胡乔木政治上过于书生气、过于固执[5]，也不让此人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认为此人 无行政能力[6]，但一直容忍保守派的言论与活动，为他们保留党内政治空间，以制衡自由派政治势力。共产党元老和保守派对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印象 极深，对波兰团结工会与自由知识分子结合挑战共产党政权的前车之鉴特别敏感。在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看来，自由派在政治上具有社会动员能力，在意识形态上 又具有“异己性”，其挑战可能削弱共产党的合法性。因此，当邓小平认为自由派的言行超越了自己的容忍限度，就会批判自由派。80年代的“反精神污染”以及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都是如此。

    但 是保守派与邓小平之间的政治结合是暂时性的，并不牢固。因为保守派否定改革开放的僵硬的教条主义立场与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 改革开放路线是矛盾的，倘若保守派在政治上得势，就会阻止改革开放。因此，保守派的复旧言行往往会帮助自由派与党内开明的领导人摆脱受指责的困境。这时， 自由派作为制衡保守派的政治力量又再次受到重视与肯定，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再次宽松化，自由派中较为激进的一些人则会由于邓小平与自由派中的温和派的暂时 结盟而减轻了政治压力。1987年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后这种情况就特别明显。

    然 而，8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有不同的群体，其中的激进派、尤其是学生中的激进派，往往会不断地把他们要求加快民主化的主张推进到政 治中心允许的边界以外，更何况自由派本身所坚持的理念也存在着内在的激进化的逻辑，加上自由派在国际社会所受到的支持以及对民间的潜在政治动员力，均会引 起邓小平的疑虑与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中心会再次启用左派保守派作为平衡力量。于是，新的反自由派运动又会周而复始地展开。

    显 然，在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之外，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政治势力，他们各自具有可以运用的政治资源。自由派主要通过动员社会舆 论的方式来对政治中心施加压力；保守派则主要通过其掌控的宣传部门向下发送指令文件，通过在体制内与高层元老派的私下接触，并进而对邓小平施加影响，来影 响政治走向。自由派的民间动员力与激进化倾向，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中心的隐忧；而保守派的致命弱点是，其教条化的意识形态思维定势支配着他们把民众积极 的政治参与视为“政治上的邪恶力量对党的挑战”，这就会强化自由派与民间的反感，从而更加激进地反对保守派。两者之间在社会上的冲突如同拉锯般地持续下 去。

    80 年代的中国政治存在着这样的互动模式：“政治中心”在某一阶段与保守派“结盟”，以共同抗衡自由派，而在下一阶段则会与自由派 结合，或允许自由派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以平衡保守派的力量。处于两极的两股势力各自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目标均与“政治中心”维持着某些结合点，“政治中心” 需要自由派支持改革开放，也需要保守派捍卫意识形态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因此“政治中心”既无法完全排除自由派势力，也无法排除保守派势力。这样， 转型时代的中国就存在着三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激 进自由派与保守派双方虽然在政治上势不两立，彼此视如寇仇，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与空间。前者认为后者是“专制主义的顽固阻 力”，后者视前者是“反社会主义份子”。然而，他们又恰恰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双生兄弟，彼此都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与前提。正因为存在着自由派对 一党政治的解构性力量，所以保守派才可能对邓小平强调自己的维护政权的功能；另一方面，正因为保守派是对改革趋势的反动势力，才使得自由派可以向邓小平为 首的政治中心证明，自己对改革开放具有不可或缺的贡献。有趣的是，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峙往往都不自觉地帮助了自己势不两立的政敌。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一 个最耐人寻思的现象。[7]

    中国当代的“派群政治”及其不稳定结构

    从 政治互动模式来分析，80年代中国政治的图谱并不是简单地只有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实际上当时的政治结构是一个以邓小平为中 心的、向保守和激进两个端点渐次延伸的多种“派群”共存的递进结构。大体上，可以根据对旧体制的亲和与疏离的程度作为排序依据，把对中国政治具有实质性影 响的80年代的政治精英群体纳入到以下线型多元模式中来加以分析。这样就可以看到如下从激进自由派到保守派的政治光谱。

    激进自由派立宪温和派党内民主派次中心邓小平中心元老派保守派←（激进程度）───────────（权威中心）─（保守程度）→

    如 上图所示，最右端是保守度最高、与旧体制与正统意识形态最具亲和性的意识形态官僚。其左侧是相对务实但仍然强烈维护党的一元控制 系统的元老派[8]，如陈云、彭真、王震等人。再其次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政治中心。在“邓小平中心”的左侧，最接近邓小平的是以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担任中 共总书记的“政治次中心”。作为党内开明派的“次中心”被邓小平委以实际操作的重任，但并不具备最终决定权。“次中心”的左侧，依次是党内民主派（如朱厚 泽、胡启立、万里等人），再就是主张在体制内加快民主化建设的知识分子立宪派，在这一光谱的最激进的一端，就是知识分子与学生中的西化自由主义激进派。

    在 这个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与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之间，则有着若干缓冲型政治势力层。通常这些缓冲层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远比两个 端点的势力要大得多。在20世纪80年代未以前的相当一个时期内，左右两侧的两极势力并不强大，远没有后来发生“八九事件”时那样具有影响力。在自由激进 派与“邓小平中心”之间，存在着“体制内宪政民主派”、“党内民主派”以及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次中心”，他们充当着联结并缓冲、协调“邓小平中心” 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作用。这些缓冲层曾是80年代中国政治中的实际操作者。而在“政治中心”与保守派之间，则存在着元老派作为中间缓冲层。元老派 的主流倾向接近于保守派，其中也有部份人较为同情自由派，他们在不同时期起到了联结、缓冲并协调不同政治势力的作用。当然，这些被称为政治派别的群体彼此 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也没有明确的组织形式。或许可以把这些并不具有正式组织的、由利益与观念相近而结合到一起的人们，称为中国政治中的“派群”， 这是中国当代政治中的特殊现象。[9]

    根 据这一政治光谱可以大体上推断，中国政治的互动过程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前景。其一是政治中心将位于两侧的缓冲层团结在自己周 围，形成以自己为中间的“橄榄”形结构，压抑左右两极，迫使两极之间形成平衡，从而维持其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这恰恰是80年代前半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 其二是激进派与保守派形成日益激烈的拉锯状态，各自主导部份意识形态话语权力。保守派高扬捍卫社会主义的“反自由化”的革命意识形态旗帜并吸引体制内的一 大批既得利益者；而激进西化派则高扬“反专制政治”的旗帜并吸引对政治中心不满的社会大众。处于这两端之间的各政治派群则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利益与观念各自 向两极靠拢。一旦出现这种“两极化”政治格局，力求在两端之间维持平衡的中间派将两面受敌，如同被放在火上烤，最后必然逐渐失去政治影响力并被迫边缘化； 政治发展一旦进入了这种“两极化”状态，很容易出现危机，而政治危机就必然面临“造反”或“铁腕镇压”的结局。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1989年春夏之交， 中国政治的实际走向就是逐渐在保守与激进的两极张力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中间各层趋向两极的“哑铃型”结构危机。于是，激进者越来越激进，保守者越来越保守， “六四”事件就是这一两极互动过程激化的体现。

    1989年：两极势力如何进入拉锯战的白热化阶段

    这 两极政治势力为什么会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走向冲突激化，并最终导致悲剧性结局？当然，激进派基于政治浪漫主义的民主理念与亢奋， 保守派僵化封闭的心态，都是冲突无法抑制的重要原因，但“次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更值得分析。处于“次中心”地位的总书记虽然是邓小平的关键助手，但只是作 为个人而不是一个群体的代表被选来担任政治操作的要职，总书记其实并不具有对重大问题的最终决定权。他们通常是因改革实绩而受到信任，在任现职以前未必有 自己坚实的个人政治资源。位于“次中心”的领导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台操作者，自然要起用党内有思想解放倾向的人任关键职务，这是党内民主派得到重用的原 因。而党内民主派在观念上又与知识分子温和立宪派、自由派之间具有亲和性，会与后者内外呼应，以推进改革开放。所以，改革措施的不断推进必然会使西化自由 派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获得活动空间。

    从 80年代中期开始，知识分子自由派与学生青年中对改革进展太慢产生了越来越强的不满情绪。他们中不少人充满因中外经济反差强烈而 出现的焦虑感与激进浪漫的民主诉求。在经济改革面临重大困境，社会上人心日益不满的情况下，他们要求进一步加速政治民主化的呼声，最后引发了学生走向街 头，以争取社会的支持。而激进自由派自发的具有动员社会大众参与的街头政治活动，则被保守派视为对共产党权力地位的严重挑战，进而引起了“邓小平政治中 心”的不满。

    1989 年的危机过程中，中国政治实际上呈现的就是政治两极化趋势。一方面，激进自由派、温和自由派、党内民主派在观念与态度上日 益接近；另一方面，“政治中心”、元老派、保守派也不断接近。处于两极的强硬派在本派群阵营内为了取得“英勇斗士”的“道义”优势而反对任何妥协；在双方 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情况下，两派中的强硬派都诉诸于本派安全这一“务实”的理由，强调不可退却的“强硬”对于派群生存安全的必要性。在双方阵营中，强硬 派必然在冲突白热化阶段占上风，而温和派则势必边缘化。一方阵营的极端强硬动作反过来又引起另一方强硬派最激烈的反弹，出现了“鹰派与鹰派互动”的恶性循 环。“天安门事件”正是这样不幸地陷入了“两极化”危机[10]，最后只能是在势不两立的两极之间摊牌。

    这 时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恰恰是夹在中间的“次中心层”。一方面，他们作为开明的改革派，不愿意对自由派表现得过于强硬。因为这会影响 到他们在民间的形像与威信。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不能表现得足够强硬，就会面临“在自由化的敌对势力面前丧失立场”的指控，失去政治中心的信任。这样，“次 中心”就会被孤立起来，他们既不愿也无力控制激进自由派的自主活动，又无法抗衡由邓小平、元老派与保守派“结盟”的占优势的政治力量，何况他们自己也缺乏 任何可以依托的政治资源，其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随着“邓小平政治中心”与“次中心”之间出现裂痕，“次中心”系统就四面楚歌、多面受敌，最后成为自己软 弱态度的牺牲品。那时，保守派认定“次中心”的代表人物“丧失立场”，“邓小平的中心”会认定他软弱无能，激进自由派则完全无视他的存在。胡耀邦、赵紫阳 就是在这种两面受敌的困境中先后被迫下台的。[11]“次中心”的边缘化反过来也会对“邓小平的政治中心”产生冲击波。1989年春夏之交学生们在天安门 广场绝食后，赵紫阳的出局，使邓小平失去了与激进派之间的缓冲屏障，不得不直接面对激进派的挑战与压力。

    90年代的政治格局与自由派、保守派的边缘化

    此 后，中国政治出现了转机。1989年危机事件正是中国80年代以来的政治两极互动过程发展到顶点的产物。此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发 生了三方面的变化。首先是自由派作为整肃对象在政治舞台上被清除出局。虽然其激进思潮作为一股政治潜流仍暂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但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已失 去了活动条件，在政治上被彻底边缘化。其次，保守派成为1989年以后政治上最活跃的势力，他们趁势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并扩大了政治影响力，开 始具备“准中心化”的政治地位，使中国面临着向旧体制复归的现实可能。再次，以江泽民为首的技术专家型政治人物取代原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次中心”位置。 [12]

    90 年代初，当自由派与党内民主派被边缘化以后，趁势而起的原教旨保守派在部份元老派的支持下，借助“反自由化”而获得的意识形态 话语霸权，在政治上极为活跃，力图成为主导中国政治的力量。为此，他们以“反和平演变论”与“两种改革论”来作为政治复旧的意识形态战略。“反和平演变 论”主张“孤立合理论”。它强调，外部世界的“邪恶”势力要“演变”中国，所以中国处于受害者地位；作为受害者的自卫反应就是把自己与由“邪恶”势力主导 的外部世界隔绝开来；因此，对外封闭与自我孤立便被说成是中国人自卫与生存所必需的手段。这一观点还激活了“敌我两分法”的思维定势，并把它延伸到经济领 域；美国与西方具有先进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因而被定义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宣传本身与邓小平主张的经济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对立 的。保守左派的另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战略是“两种改革论”，它把改革区分为“资本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革”两类性质根本对立的政治范畴；而它主张的所谓 “社会主义改革”其实不过是在“社会主义”架构内“自我完善”，因此，1978年以来经济改革中几乎所有从西方学来的新事物都被归入“资本主义改革”的范 畴而遭到排斥。这实际上就否定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路线。在保守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夺取优势的同时，技术官僚型政治人物的政治地位还不巩固，他们出于政治生存 的需要，往往与具有意识形态优势、又有元老派为后盾的保守派保持密切的关系。

    在 保守派崛起的情况下，邓小平意识到这股势力膨胀的危险性。他的“南巡讲话”是保守派在政治上失势的起点。“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 是，在保持政治格局不变的同时，经济上要继续对外大幅度开放，要通过经济发展的实效来保障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他并且提出了“反左优先论”，从而削弱了保 守派在“六四”以后已经获得的政治优势。邓小平还特别提出，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不要争论。此“不争论”说并不是针对自由派的，因为自由派早已被剥夺了 争论的权利，它实际上是要剥夺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的保守派的话语霸权。

    邓 小平的“南巡讲话”只是保守派被边缘化的开端。直到90年代中期以前，党内保守派仍然具有相当的政治潜能。他们利用他们掌握的若 干报刊，继续发表反对改革开放的观点，试图继续影响高层政治。保守派的真正失势是在90年代中期，那时不少革命元老相继谢世，或由于年龄原因而退出政治舞 台。结果，长期以来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左派保守势力从此失去了他们的政治依托。另一方面，经济市场化导致观念世俗化潮流，年轻的一代对主义和信仰逐渐失去 了兴趣，这样以信仰为精神支柱的保守派在青年人中也失去了支持者与继承者。可以认为，90年代以来，左派之后继无人更甚于自由派。随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 保守派已不再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需 要指出的是，左派势力消退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势力的消退。90年代里，知识分子激进自由派在政治上被全面边缘 化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由国家供养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知识分子在现行的市场经济与政治控制相结合的格局下，成为比其他阶层获得较多 利益的阶层，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温和化了。许多对政治压抑不满的知识分子则选择了出国留学作为解脱办法，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分流也减轻了对当局的挑战 的压力。自由派被边缘化之后，保守派失去了对手，因而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南巡讲话”以后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新兴中间阶层的崛起，它主要由各级政府中的技术 官僚、民营企业家、高等院校教授、律师、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外资企业中的白领阶层以及体制内得益的传媒工作者等人士构成。他们作为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获 取者，反对激进的自由主义，担心政治改革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支持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因为保守派主张恢复的“社会主义”也会剥夺他们已经 取得的利益。因此，他们认同技术官僚的威权统治，希望在现存威权秩序下继续谋取利益。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目前的威权体制真正的社会基础。

    “脱两极化”对中国政治前景的影响

    中 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历了从两极互动、到两极冲突的白热化，再转变为左右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的“脱两极化”的过程，这是中 国社会主义全能体制的变革史不同于前苏联所经历的从两极互动到“革命—崩溃”的历程的另一种历史路径。把中国与前苏联的变革作一对比是颇有意思的，从两极 互动的角度来看，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基本上是以戈氏的政治中心与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的“中左联盟”（也即中间派与自由派联 盟）为基础的，与前苏联不同，邓小平的中国，在八十年代中前期，是中间派在左右两极之间进行平衡，而在八十年代后期，则走向政治中心与保守派的暂时性的 “中右联盟”（也即中间派与保守派联盟）。以此来维持共产党组织资源，并利用这一组织资源，来抑制激进自由派。在八九年自由派边缘化以后，邓小平通过扶持 新型技术官僚，来加强中间派的力量，在他的南方讲话以后，进而使原先的中右联盟的前“盟友”保守派边缘化。然后，通过经济市场化，来形成支持这一技术官僚 中间派的城市新中间层。在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上，完成了稳定的中间派权威政治。这一历史发展并非任何政治家的有意的理性设计，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 最终综合结果。这是一种可以用黑格尔的正反合的“历史辩证运动”来形容的事态变动趋势。应该指出的是，以中派权威政治为特点的邓小平本人的至高权威，及其 所掌握丰富政治资源，在两种力量之间纵横捭阖，发挥了关键的制衡作用，这无疑是导致这种“脱两极化”的极为重要人为因素。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脱两极化” 过程，最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就在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势力的消退，有利于避免社会主义全能体制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常伴随的政治参与爆炸。 这种超常的“政治参与爆炸”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的意识形态政治特点有关。人们对政治事务的高度关注与敏感，并经由意识形态煽动而迅速进入政治领域，是这种 政治文化的最大的特色。这种政治高敏感度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权威主义政治下的民众冷漠型政治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正因为如此，中国与前苏联这样的超大型社会主 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最容易产生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脱两极化过程，导致意识形态政治的消退。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成员的政治泠淡心态， 取代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成员的超常的高度政治化，是中国从全能政治走向权威政治的一种重要表现。“脱两极化”的第二个积极意义在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新 型技术官僚，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 种疑难问题。更具体地说，在原教旨主义保守派把握意识形态话语主动权的时期，决策者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政治正确”，以维系自己在意识形态标准上的合法性与 政治生存权，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左的意识形态思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脱两极化”以后的中国，原教旨意识形态保守派与激进自由派本身的边缘化，及其对决策 圈的政治影响的消退，使政治决策中心可以相对不受意识形态干扰地、从容地根据工具理性来进行决策。事实上，江泽民在权力巩固以后提出的“三个代表”论，正 是这种工具理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顺理成章的表现。“脱两极化”对中国政治的积极意义还在于，由于新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再受到来自两面的政治挑战，这就使他们 即使在以后出现中等程度的决策失误，也仍然会享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脱两极化”还有助于民众的诉求方式与政府回应这些诉求的方式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 脱意识形态化的后两极化时期，民众中的社会问题，不再会受政治意识形态包装的影响，从而可以在“就事论事”的具体问题上，通过非政治的方式来申张自己的要 求，例如，下岗工人要求工作，破产工厂工人要求补助，民工要求发薪，农民要求减少地方官员的摊派，公众要求反腐败等等，这些具体要求由于不再以反专制的政 治运动的方式出现，因而也会迫使当权者不再受政治思维影响，而是予以“就事论事”的务实的处理。从长远角度来看，“后两极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多元化提 供了基础。市场经济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彼此依存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彼此以契约关系作为讨价还价的游戏规则，只有在斗争型意识形态对政治人群的吸引力逐渐消解 以后，契约型的游戏关系才有可能逐渐被不同利益集团接受，形成社会多元化与政治多元化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历了从两极互动、到两极冲突的白 热化，再转变为左右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的“脱两极化”过程。在80年代中前期，是中间派在左右两极之间进行平衡。而在八十年代后期，“政治中心”与保守 派组成了暂时性的“中右联盟”，压制住自由派。1989年以后，邓小平通过扶持技术官僚来加强中间派的力量，他的“南巡讲话”进一步使原先的“中右联盟” 之“盟友”保守派边缘化了。此后，技术官僚的政治威权统治得到了城市的新兴中间层的支持，出现了中间派威权政治。这一发展过程并非任何政治家的有意的理性 设计，而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另一方面，脱两极化也有一定的消极意义，在这种威权政治环境里，意识形态和社会性政治参与对决策者的影响大大 降低了，即使决策出现失误，决策者面对的压力也比80年代小得多。由于体制外挑战者的消失，也由于威权体制下缺乏对管理者的有效监督，弥散性腐败日益加 剧。中国的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困境，是中央政权对弥散性腐败缺乏强烈的危机感，失去存在着两极化政治压力时的那种敏感，其结果是出现弥漫性的腐败化与分利集 团化以及部份地方政权的“苏丹化”。[13]“脱两极化”过程有助于社会观念的世俗化。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矛盾主要不是在意识形态的两极之间展开，而是 在以利益争夺为目的的各利益群体之间展开。所以官方多次强调，“要防止地方和地方之间、地方和中央部委之间、中央部委之间，从本位出发，甚至带有个人强烈 情绪，互相指责、攻击的问题”，提出“要防止开党代表大会以后，思想、步调会更分散、更不协调的情况。

    后两极化与新型权威主义政治的形成

    在 本文最后，有必要对脱两极化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影响进行分析。九十年代初以后，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的新权威主义时期， 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社会生活广泛领域的有限多元化，“三个代表”的意识形态已经摆脱了原教旨意识形态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 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脱两极化的意义在于，它使这种新权威主义由于不再受到长期支配中国政治生活的 左右两极政治势力的强烈干扰与影响而具有了稳定性。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当社会进入“脱两极化”时代以后，中国才可以称得上正式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稳定的新权 威主义时期。由于最终摆脱了两极政治压力的干预，具有了充分主动权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开始真正成熟。在这种新权威主义体制下，经济活动赋予社会成员的自 由，将替代新政时期的“政策性自由”，以社会经济分化为基础的社会自由空间，将会在经济市场化成熟过程中，取得实质性的发展。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的民主 的真正意义上的火车头。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前景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这是一种西方学者尚没有充分注意到的、脱胎于全能社会主义体制的新型权威主 义，美国学者林兹教授对权威主义政体研究具有重要学术贡献，然而，在他的分析框架里，缺乏对共产主义国家向权威主义演变的研究，他把未经改革的非斯大林化 以后的勃烈日涅夫式的社会主义政权，称之为“后全能主义”，而把共产党政权通过革命而崩溃后的政权称之“后共产主义”，然而，却没有研究中国这样一个通过 经济改革发展的渐进演化，具有了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并保持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的性质。本文认为，中国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新权威主义，即具有有 限全能主义形式与外壳的新权威主义。或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型新权威主义”，在这一体制下，意识形态政治已经渐渐消解，原先支配社会平均主义 目标的意识形态内涵已经淡出并消失，这种意识形态失去乌托邦信仰内容以后，将日渐处于隐性状态，它只有在回应政治挑战时，起若干形式上的自卫意义上的威慑 作用。它并不追求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这是权威主义与全能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余论：后两极化与中国民主的前景

    最 后本文要简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处于这种“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新权威主义”时期，在没有足够强大的自主性的社会势力与自由空 间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民主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起来？我们有理由认为，市场经济给予中国人的自由，将是民主政治的工作母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 会多元化以及契约性的游戏规则，将是中国人学习民主秩序的训练所。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充分享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城市新中产阶级，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更积极 的推动者，另一方面，农村民众的切身的利益，也使他们对乡村自治持更积极的态度。而主政者在不受全能主义意识形态原则支配的情况下，他们更多地会从工具意 义上，从功能意义上对民主化过程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这并不意味新权威主义的执政者会自动成为民主化的积极推动者，然而，在没有他们所认为的“政治风险” 的情况下，他们会从功利意义上，而不是价值理性的意义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民主建设的前景问题。虽然这一条件下的民主制度创新是相当有限的，它固然并不能满 足人们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但至少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可以起到启动作用，在处于脱两极化时代的中国，民主需要人们积极争取，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还在地 平线上，但并不是空中楼阁，中国的航船总是在渐渐接近它。

    【注释】

    [1] 在中国当代政治中，左派与右派的划分与西方社会不同。在西方政治语汇中，右一般指具有保守现存秩序与价值的态度，或指代表即 得利益的政治集团，左一般指拒绝现存体制的激进政治派别。而在当代中国，由于改革开放以前的官方政治以左的路线为特徵，因此，80年代以来继续坚持或比较 倾向于这种传统的左的观念与价值的政治势力就成为中国改革以来政治中的保守派，所以本文使用了“保守左派势力”一词。而与此相对应，凡是主张自由开放的激 进势力，则在中国体制内的官僚及民间语汇中则一般被称为“右”。

    [2]例如，他们曾经强调，中国如果不实行大幅度改革，将会沦落为“第四世界”，被“开除球籍”。

    [3] 党内意识形态左派人物胡乔木、吴冷西、熊复、胡绳等人长期以来就是高层政治家的理论顾问。在“文革”后期邓小平一度任副总理 期间他们曾担任邓在理论方面的帮手。胡乔木与邓力群在1975年就根据邓小平的“三项批示为纲”的精神，起草过一些文件。又如，1978年11月的中央工 作会议期间，叶剑英为了呼应邓小平的讲话，夜里12点亲自给邓力群打电话，请邓力群帮助修改发言稿，邓力群为此写到早上3点（引自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99页）。关于邓力群的政治能量，可参阅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香港天 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第378页。

    [4]例如，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期间选举政治局委员以及此后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常委时，邓力群这个保守派主将因获票太少而两次狼狈地落选。

    [5] 邓小平1977年5月23日与王震和邓力群谈话时，曾对党内保守派主将胡乔木作过如下评价：“他是党内第一个笔杆子，许多文 件他起草就放心。他这个人缺点也有，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还有些固执，不同于转风使舵。”引自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8年出版，第83页。

    [6]李锐：“耀邦逝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4期，总第75期。

    [7] 自由派与保守派彼此“帮倒忙”，似乎是80年代两派互动过程中的周期性反复出现的现象。例如，自由派学生为了帮助党内开明派 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往往会自发地在社会上发起各种运动，从发表各种声明与文章到上街游行示威。然而，他们的此类自主性活动往往为保守派打压党内开明派领 导人提供了口实或“炮弹”，迫使处于“次中心”地位的党内开明派“必须为自由化在社会上的泛滥承担责任”。1986年学潮以后，胡耀邦的幕僚就曾提到过这 种“学生帮倒忙”现象。1989年危机事件后，赵的失势幕僚也曾有过同样的说法。另一方面，保守派一旦得志，也会忘乎所以，越走越远。例如1983年的 “反精神污染”运动导致地方上极左思潮回流；又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前，保守派提出了“反和平演变论”与“两种改革论”，全面否定改革开放，这又 为打击保守派的人们提供了机会。

    [8] 元老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宣部长、后来退居二线的陆定一的政治观念就接近于自由派；主流元老派人 物如彭真、王震等，在反对极左思潮、反对“凡是派”、主张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问题上与邓小平是一致的，但他们反对经济市场化，对思想解放疑虑重 重，对知识分子自由派的看法非常消极。

    [9]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下，政治派系组织不能合法存在。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处境或经历类似，利益、观念及价值相近， 会对影响他们利益或对他们的观念与价值构成挑战的事态作出相似的反应。同一“派群”的人有时也会以某种松散的方式联合起来，或自发地对某些挑战作出类似的 反应。

    [10] 在1989年危机中，胡耀邦逝世后，具有强烈政治浪漫主义心态的自由派的激进化趋势已大体形成，这是一种激昂、悲愤、亢奋 的政治心态。知识分子与学生自由派之间相互激荡；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在学生中降到了低点；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人物与学生领袖成了社会明星。当时，温和 的立宪派与党内民主派曾力求通过说服决策层开放更大的自由空间来抒解矛盾。“426社论”进一步刺激并加速了自由派激进化的趋势。学生游行、绝食的悲情性 与“烈士”型的道义形像，唤起了人们对浪漫民主理想的热情。激进派的话语权力在动员民众方面起到空前强大的作用。温和的立宪派和党内民主派转而同情自由派 学生，并进而对政府的不肯妥协愈发愤怒，汇成了巨大的社会潮流。在另一方，“政治中心”、元老派与保守派也进一步结合，认定“不能后退”。在“激进者越来 越激进、保守派越来越保守”的政治发展两极化过程中，任何中间派的努力徒然以悲剧而告终。

    [11]1986 年底学生自由派上街游行，胡耀邦没有表现出强硬态度，也未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此外，他赞同邓小平退休也引起了邓 小平的疑虑。结果胡被邓小平假元老派之手整肃而被迫下台。现在看来，当时邓小平实际上是改革派领导者的保护屏障，胡耀邦付出了失去邓小平信任的政治代价。 赵紫阳是在两极张力走向激化的1987年临危受命的。他在1989年危机中曾充当一个开明中间人的角色，力求通过向自由派让步来缓和矛盾。当自由派学生发 起绝食运动后，他的温和中间色彩既不能使激进自由派满意，又不能使强硬的保守派满意，结果在政治冲突白热化、两极化的情况下，遭到保守派与激进自由派这势 不两立的两派的攻击，成了悲剧性人物。

    [12]这个技术官僚统治群内部也有政治倾向性上的差异，有些人因务实而保守，有些人因开明而较为开放，但他们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别并不大。

    [13] “苏丹式政权”（Sultanistic  Regime）这一政治学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林兹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提出来 的。它指的是一种在不受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出现的退化了的权威主义政权类型，是权威政治中的一种极端私人化权力的类型。此类掌权者甚至可以在完全不受传统习 俗与惯例的约束的情况下，极端任意地行使权力。把权力范围内的一切视为自己的私产，此类权力者运用自己长期积累的裙带人脉关系网、通过任人唯亲 （cronyism）来从事腐败活动。参见H.E. Chehabi Juan and J. Linz,Sultanistic Regimes(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see,1998)pp.3-48。